在前几期的讨论中，我提到何尊铭文中的“中国”并不指代洛阳。下面是具体的理由： 1. 西周时期没有任何文献将洛阳称为中原、中州或中国； 2. 没有任何西周的文献能证明何尊铭文中的“中国”是指洛阳；
3. 武王发表这段话的地方是在朝堂，而雒邑（洛阳）直到成王时期才建成，所以时间和地点上并不吻合； 4. 何尊铭文本身并未表明“中国”是指当时九州版图的地理中心； 5. 武王征服商朝后，仍然在丰镐居住，并没有迁往洛阳； 6. 在《尚书》、《诗经》等文献中，并没有记载武王曾计划在洛阳建都。虽然在二手文献中有提及，但它们只是说“计划建立”，并没有提到洛阳是地理中心，或要以洛阳作为新的京师。 接下来，我认为何尊铭文中的“中国”应指的是镐京，理由如下： 1. 武王所说的话是在朝堂上说的，符合当时镐京作为朝堂的实际情况； 2. 《尚书》、《史记》、《汉书》、《诗经》等文献均有记载，武王将丰镐定为京师，并未迁都； 3. 《史记》等记载显示，武王在征服商朝后回到镐京，并在此召见了九州的长官。这表明武王所说的“中国”就是镐京的朝堂； 4. 《诗经·大雅·民劳》中的“惠此中国”指的也是镐京，这为何尊铭文中的“中国”提供了支持。 这四个证据表明，在何尊铭文中，武王所说的“中国”很可能就是指镐京。 然而，有些学者认为镐京位于西部，怎么能称为“中国”呢？这种观点实际上是错误的，是一种强行套用现代地理概念的解释。我们需要回顾西周时期的地理和政治观念，了解当时周人是如何定义“中国”的。 在西周时期，周人所称的“中国”通常是指周朝的京师——镐京，和周朝统治的所有土地。这不仅包括周围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四方，还包括了周边的诸侯国。这种观念源于周朝的“家天下”思想。比如在《诗经·文王有声》中，武王在镐京的辟雍接待四方诸侯朝拜，显示了镐京作为政治中心的地位。 而河南的学者认为的“中国”则把地理中心洛阳看作是唯一的“中国”，这实际上是一种现代的误解。西周人认为，镐京的四方即是周国的领土，具有扩张性和包容性。而那些持有“国天下”思想的人，往往只把某个狭小地区视为“中国”，这种狭隘的观点并不能代表西周人对国家范围的真实理解。 在《诗经》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类似的记载，例如《下武》和《文王有声》，这些都表明西周时期的中国并不局限于某一地理位置，而是指周朝的政权和统治的整个地区，镐京作为王朝的行政中心，毫无疑问是中国的象征。 此外，《尚书·周书·梓材》中也有提到“中国”的记载。文中提到，周公告诫康叔要推行先王的德政，而“上天将中国的人民和土地托付给先王”，这时的“中国”显然是指周国及其所占领的土地，即镐京所在的王畿。通过这些文献可以得出结论：在西周人眼中，“中国”指的就是镐京，而不是地理中心的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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