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2月，萧克被任命为冀热察挺进军司令，政委一职则由陈漫远担任。当时，陈漫远正是晋察冀第三军分区的司令，冀热察挺进军的级别虽然略低于晋察冀军区，但高于第三军分区，因此，陈漫远从军分区司令调任冀热察挺进军政委，实际上是升职了。
然而，陈漫远并不愿意接受这个新职务。当时他与副手黄上将关系紧张，黄上将虽然能打仗，但对政工干部抱有偏见，尤其是对陈漫远这样的政工干部不太尊重。多次尝试调解的政委王平效果不大，导致了矛盾的加剧。陈漫远不满自己作为一把手的地位受到影响，于是拒绝了调任，决定留在晋察冀第三军分区。
这样一来，冀热察挺进军的政委一职空缺，萧克只得亲自兼任，不仅担任司令，还负责政委工作，军政一肩挑，成为了冀热察挺进军的绝对领导。然而，陈漫远未上任对冀热察挺进军及萧克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展开剩余68%首先，冀热察挺进军的权力过于集中，缺少了有效的制衡。萧克不仅是司令和政委，还是军政委员会主席，这意味着所有的决策权都集中在他一人手中，缺乏来自政委的平衡。这个问题后来也成为高志远被处决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时，冀热察挺进军的高层在是否严惩高志远的问题上存在分歧。萧克和马辉之主张严惩高志远，而宋时轮和邓华则不同意。若当时陈漫远在场，作为政委，他肯定会在军政委员会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样，政治部主任伍晋南的投票就会受到制约。如果陈漫远参与投票，支持不支持严惩高志远的结果可能会不一样。陈漫远经验丰富，对高志远的“叛变投敌”指控深感怀疑，毕竟那时仅凭陈飞的证词，没有确凿的证据。若他反对萧克的严惩提议，高志远或许就不会被处决，冀热察挺进军的实力也不会受到削弱，士气也会保持。
其次，如果陈漫远当时担任政委，他的政工经验可能帮助萧克在处理内部问题时做得更好。例如，在冀热察挺进军最困难的1941年，部队退至百花山以南的山区，这里贫瘠且资源紧张，难以支撑大批脱产人员。萧克作为军事指挥员，政工方面较为薄弱，未能有效调整脱产人员的数量，导致当地百姓负担沉重，情绪不满，甚至爆发了“民变”。若陈漫远在政委职位上，他必定会做出调整，精简不必要的脱产人员，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战斗部队中，从而减少了对地方民众的负担，避免了“民变”的发生。这样，挺进军就能保持战斗力，也不会因此导致军队番号被取消，萧克也无需被调回晋察冀去当副手。
最后，陈漫远没有担任政委，意味着萧克缺少了一个得力的助手。尽管萧克是一位出色的军事指挥员，但政工并非他的强项。在一些决策上，他可能会显得简化或力不从心，导致冀热察挺进军未能在平西打开局面，错失了许多机会。这对萧克来说，成为了一个难以忽视的遗憾。
综上所述，陈漫远未能担任冀热察挺进军的政委，虽然表面上是因为个人原因，但实际的后果对冀热察挺进军乃至萧克个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权力制衡到军队内外的稳定，陈漫远的缺席都让冀热察挺进军在若干关键时刻失去了应有的平衡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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